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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皇帝对玉玺的收藏热情，体现了他对政治权谋、文化传承和艺术审美的多重追求。
1. 政治象征与皇权巩固
乾隆作为清朝鼎盛时期的统治者，视玉玺为皇权的终极象征。他下令编纂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等典籍，系统整理宫廷收藏，玉玺被纳入其中，以彰显“天子受命于天”的合法性。乾隆还热衷于制作印玺，一生刻制印章1800余方，远超历代帝王，如“古稀天子之宝”“十全老人之宝”等，通过钤盖彰显权威。
2. 文化传承与金石学复兴
乾隆时期金石学勃兴，玉玺被视为古代文明的载体。他组织编撰《西清古鉴》《宁寿鉴古》等图录，考证历代玺印源流。尤其是对秦汉玺印的收藏，体现了他追溯“正统”的意图，如“皇帝之宝”“制诰之宝”等前朝遗物被赋予“稽古右文”的政治意义。
3. 个人艺术嗜好与工艺发展
乾隆痴迷玉器，推崇“乾隆工”，宫廷造办处制作的玉玺集碾琢、书法、篆刻于一体。例如“太上皇帝之宝”白玉交龙钮玺，选用和田玉料，工艺精湛。他还将书画收藏与钤印结合，通过印记（如“乾隆御览之宝”）构建个人艺术话语体系。
4. 民族统合与礼制构建
乾隆通过收藏多元材质的玺印（如满文玉玺、藏传佛教金印），强化对不同民族的象征性统治。如册封、班禅的“金奔巴瓶”用印制度，体现玉玺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。
5. 历史虚荣与自我神化
乾隆晚年自诩“十全武功”，刻制大量纪事玺（如“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宝”），将玉玺作为个人功绩的物化载体。其收藏行为暗含与历代帝王（如宋徽宗）竞争“文治”象征的意图。
此外，乾隆对玉玺的痴迷也反映了他对材质稀缺性的追求——和田玉料需经丝路长途运输，制作一枚玉玺往往耗时数年，这种“奢侈性”恰是帝国实力的侧面展示。其收藏既是对汉文化的吸纳，也是满清统治者建构多元身份的工具。
